长期困扰其发展的股东博弈与治理内耗，使其陷入“外强内空”的成长瓶颈。
文/每日财报 张恒
在中西部地区众多城商行“大军”中，规模位居首位的徽商银行，近年来遭遇多重困境，正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
合规层面，2025年以来，徽商银行频繁受到监管处罚。据公开信息，2025年其机构总计收到的罚单达22张，全年罚没金额超过1700万元，2026年仅第一季度又新增5张罚单，并有员工遭受禁业严厉处罚，合规管理问题持续凸显。
股东层面，徽商银行正呈现内外交困的复杂博弈。一方面，多家央国企股东持续挂牌转让股权，进行战略性退出；另一方面，以“中静系”为代表的股东与管理层之间旷日持久的控制权争夺仍在继续，双方在分红、董事会改组等关键事项上分歧显著，直接导致该行股权结构长期不稳。这种内耗不仅使徽商银行A股上市进程陷入停滞，也加剧了外部股东对其公司治理的担忧。
近日，面对媒体采访，中静系掌门人高央承认公司处境极为艰难，其解决债务的最终计划，是清仓所持徽商银行股权。由此可预见，这或将为这场持续多年的股东博弈带来新的变数。
高管层面也难言轻松，自2005年至今，徽商银行先后经历了五位董事长，其中已有三人因涉嫌腐败问题接受调查。目前人事接续也成另一大问题，该行董事长职位在严琛2025年7月辞任后，已空缺逾八个月；董事会秘书一职自廉保华于2025年11月退休后，同样处于待补状态。
是什么让这家万亿级银行频频收到监管重罚？旷日持久的股东内斗如何成为其A股上市之路的“绊脚石”？高层人事的频繁变动与空缺，又折射出怎样的治理困境？一系列疑问，指向了这家中西部“城商行一哥”亟待破解的多重挑战。
股权起起伏伏，
“中静系”对峙博弈
徽商银行发展历程始终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困扰——那就是持续近二十年的股权治理顽疾。与业内其他头部城商行普遍由地方财政或国企控股、股权结构长期稳定的常态不同，徽商银行的股东名单与权力核心，始终在动荡与博弈中摇摆，这在其同梯队银行中堪称独一份。
徽商银行的股权故事，是一部充满变数的“易主”史。创立之初，合肥市财政局曾是其大股东。2013年，徽商银行成功登陆港股市场，彼时安徽省能源集团及其关联方以合计持股约9.47%的份额，坐上了第一大股东的席位。然而，这种由地方国资主导的稳定格局并未持续太久。
早在2007年，以资本运作见长的“中静系”便与“杉杉系”联手，通过合资公司入股徽商银行，开启了其长达近二十年的资本布局。通过后续在二级市场持续增持、参与增发等方式，中静系的持股比例不断攀升。到2015年，其持股数量正式超越安徽能源集团，首次登顶徽商银行第一大股东。这一变化，为日后旷日持久的股东内斗埋下了伏笔。
权力的天平并未就此定格。2020年，为补充因参与包商银行重组而消耗的核心资本，徽商银行启动近百亿定增，中国人民银行旗下的存款保险基金通过认购成为新任第一大股东，持股11.22%。中静系的持股比例则被稀释至10.59%，退居第二大股东。
从地方国资到民营资本，再投入到国家金融稳定基金的怀抱，徽商银行第一大股东之位的数次易主，清晰地勾勒出其股权结构长期缺乏“定海神针”的尴尬现实。与此同时，包括中粮、马钢、中国船舶等在内的多家央国企股东，近年来持续折价挂牌转让所持徽商银行股权，结果却不尽人意，屡屡以流拍告终。这不仅是响应政策要求退出非主业金融投资，更是市场用脚投票，表达对该行治理前景的担忧。
如果说股权频繁变动是表象，那么以“中静系”为代表的股东与徽商银行管理层之间持续多年的公开对峙，则是侵蚀该行治理根基的核心症结。
这场博弈的起点可追溯至2015年，当徽商银行首次启动A股IPO时，作为董事的中静系掌门人高央，以“申报材料存在重大瑕疵”为由拒绝签字，直接导致上市进程中断。自此，双方从“蜜月期”走向公开对抗。
分歧的核心首先聚焦于“钱怎么分”。中静系作为财务投资者，长期追求更高的股东现金回报。自2016年徽商银行突然大幅降低分红水平后，中静系便连年提案要求提高分红比例，但相关提案屡遭股东大会高票否决。2026年2月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其提出的中期分红提案赞成率仅25.55%，再遭挫败。
在“公司治理”的理念上，双方更是南辕北辙。高央曾基于《公司法》修订趋势，提议取消监事会以精简机构、降低成本，但该提议因涉及人事安排等非市场化考量而被管理层否决。高央在此次采访中强调，自己作为“积极股东”，所有提案均依据法规与章程，初衷是推动银行更市场化运作，但屡遭“各种理由搪塞”。
这场漫长的内斗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最直接的后果是彻底拖累了徽商银行的A股上市之路。自2015年首次递交申请至今已逾十年，该行仍处于上市辅导期。最新的辅导报告明确指出，横亘在其A股大门前的“三重门”包括：中静系与杉杉系的股权纠纷未决、董事会超期未换届、职工持股违规待清理。
股东层面的持续纷争，使得徽商银行股权结构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这恰恰是监管审核中关注的重点问题。治理内耗不仅消耗了该行发展精力，更向外界传递出治理失序的负面信号，影响投资者信心与品牌声誉。
高管层“前腐后继”，
治理缺失的恶果
动荡的股权与激烈的股东博弈，映射到银行内部管理上，便是高管层令人扼腕的“前腐后继”。自2005年重组更名以来，徽商银行共经历了五任董事长，其中竟有三位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比例之高在金融业内实属罕见。
首任董事长戴荷娣，在退休八年后仍被追责，于2022年因受贿罪等被判刑12年。其犯罪行为时间跨度长达18年，甚至延续到退休后担任其他金融机构独董期间。
第三任董事长李宏鸣的案件更为典型，其被指控受贿总额超过9000万元，其中一笔高达8000万元的“约定受贿”（未遂）曾引发广泛关注。法院查明，他曾接受商人请托，为其在管理徽商银行发起的大型基金业务上提供帮助，并约定了巨额好处费。此外，他还因滥用职权，违规批准贷款造成银行数亿元损失。
第四任董事长吴学民则在调离徽商银行后迅速被查，其问题被指与“靠金融吃金融”、进行利益输送有关。
实际上，高管腐败屡禁不止与徽商银行股东层面的混乱博弈并非孤立存在，二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知道，频繁更迭且缺乏有效制衡的股权结构，是难以对管理层形成稳定、有力的监督，为权力“寻租”留下了灰色空间。
如今，徽商银行仍面临董事长职位空缺逾八个月、董事会秘书待补的治理真空。而另一头，深陷80亿元债务泥潭的中静系，正将清仓所持全部徽商银行股权视作最后的救命稻草，与各类潜在买家密集谈判。
这场持续近二十年的博弈看似临近终局，但无论股权最终花落谁家，如何从根本上构建权责清晰、制衡有效、运行稳健的现代治理体系，修复被长期内耗与腐败重创的信誉根基，仍是徽商银行必须直面并解答的头等大事。
经营质效稳中有进，
长期成长性面临考验
令人比较欣慰的是，尽管陷入内外交困局面，但一直以来，徽商银行业绩和规模皆还处于上升通道，最新经营表现也展现出一定的韧性。
2025年财报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徽商银行实现营业收入376.7亿元，同比增长1.18%；归母净利润165.25亿元，同比增长7.21%。规模实现高速扩张，截至2025年末，资产总额达2.33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5.51%；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1.13万亿元，增长12.80%；客户存款总额1.26万亿元，增长11.17%。
资产质量方面，徽商银行2025年末不良贷款率达0.98%，较上年底下降0.01个百分点，已降至近5年新低，且核销及转出规模明显下降，意味着大额不良可能已经基本出清。拨备覆盖率278.79%，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9.89%，拨备及资本水平处于行业中上游，抵御风险、内生资本补充能力较强。
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去年徽商银行高达近16%的资产增速，并没有大幅反哺于业绩，营收仅增长1%左右，创收动能稍显不足，说明该行手握大量资产，却无法高效转化为巨量收益，从而形成典型的“以量补价”态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
首先来看这些资产的构成。客户贷款占据主力，增幅12.8%，占比48.6%；其次是金融投资资产，报告期内总额达9513.71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3.29%，占比提升至40.9%。金融投资资产增速远高于贷款增速，说明徽商银行资产配置逻辑调整，正从传统的“放贷”转向“在金融市场投资”。这背后反映出在实体经济贷款需求不足环境下，该行或意识到放贷风险高、收益低，转而通过买卖债券等金融资产来赚钱。
从贷款投向来看，2025年徽商银行将超六成（占比62.07%）投向了对公业务，约三成（占比29.29%）投向零售端，且对公贷款和零售贷款余额均较上年度有所增长，前者增速（11.81%）与后者（11.13%）相当，非常接近。
徽商银行的业务策略展现出清晰的聚焦性，其对公司客户的业务布局紧密围绕地方发展需求展开。在2025年的对公业务构成中，涉及基建及相关领域的几大产业板块——如商业与服务业、公共事业、能源及化工等——合计占比已超过37%。这一显著结构反映了该行与区域经济建设的深度绑定，也意味着其资产结构与安徽省内的经济增长和投资节奏高度协同，从中获得了稳定的业务支撑。
零售业务上，徽商银行的零售转型战略在2015年前后正式启动，从过去倚重对公业务的传统模式，主动向财富管理、互联网信贷等更具成长性的零售金融领域拓展，旨在优化收入结构并提升客户价值。财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该行个人财富管理业务规模达2166.53亿元，同比增长14.13%，全行财富客户数131.55万户，同比增长14.49%；个人消费贷余额达到了1591.84亿元，增幅7.02%，个人经营贷余额711.81亿元，增幅7.1%。
不难发现，徽商银行贷款投放逻辑，与其他银行很不一样。要知道，2025年多数银行出于对居民收入预期不足和把控零售不良风险担忧而审慎选择零售贷款的投放，不少银行的个人贷款余额都有不同程度收缩，但徽商银行却是业内为数不多还加大了对零售贷款投放力度的银行。
这是因为，相较于对公贷款的稳定、风险低和收益也偏低的特点，零售贷款往往具备高收益属性，可以带来可观的利息收入。不过，尽管徽商银行零售业务占比提升明显，但近年来受市场利率下行、存贷款定价博弈等因素影响，该行也在持续面临生息资产收益率下行与付息负债刚性成本的双重挤压。
财报数据显示，2025年徽商银行生息资产收益率为3.31%，同比下降52个基点；计息负债成本率1.88%，同比下降31个基点。成本端的降幅要远远小于收益端的降幅，这就为息差持续下行带来了显性压力。同期末，该行净利差降至1.31%，同比缩减18个基点；净息差降为1.49%，较上年下滑了22个基点。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利息净收入增长不及预期，2025年仅同比增长1.13%至289.13亿元。
中间业务上，其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表现也并不好，面临下滑压力，2025年录得27.35亿元，同比下降4%，在营收中的占比也从2021年的12.41%下降到2025年末的7.26%。
主要子公司层面，徽商银行主要有徽银理财和徽银金租两家，不过还有待进一步培育。截至2025年末，徽银理财理财规模达2365亿元，较A股上市银行的中头部理财子公司规模差距较大，排名相对靠后。徽银金租表现则相对较好，资产规模接近800亿元，稳居城商系第一梯队，银租一体化业务达164亿元，创历史最好水平。
为弥补主业及中间业务收入不足，正如前文所言，徽商银行加大了更赚钱的金融投资业务，成效也是立竿见影。2025年实现金融投资净收益33.02亿元，同比大涨56.86%，促使其他非息净收入增长4%，成为支撑业绩增长的关键。但这部分收益受市场波动影响大，不稳定。
经过上述分析，2025年徽商银行出现“资产猛增、营收微涨”的“以量补价”现象，核心原因是其最赚钱的主业——存贷利差大幅缩水，导致规模扩张带来的收入，大部分被利率下降“吃掉”了。
做个比喻，就像是开了一家店，虽然货（资产）进得越来越多，但每件货的利润（息差）越来越薄，总销售额（营收）就难有大增长。而为了让业绩好看，徽商银行不得不靠多进货（如加大对收益更高的零售贷款投放）和做一些副业投资（金融投资）来凑利润。
整体来看，徽商银行凭借其在区域内的主导地位，在资产与负债规模上构建了稳固的基本盘，展现出了扎实的生存韧性。然而，长期困扰其发展的股东博弈与治理内耗，无疑消耗了本可用于业务拓展与风险防控的宝贵资源，使其陷入“外强内空”的成长瓶颈。未来，能否从根源上理顺公司治理，将规模优势转化为高质量的竞争优势，是决定这家万亿级城商行能否突破当前困局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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