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的战略盲点，为什么理解伊朗需要宗教视角？,伊朗为什么亲华

　　几周前，我写了一篇《伊朗为什么打不败？》，依据我在伊朗旅行的观察，探讨了宗教对这个国家的深远影响。最近，在智库评论平台“Project Syndicate”上读到一篇引人深思的文章——《为什么是美国而非伊朗面临权力传承危机》（Stephen Holmes，"Why America, Not Iran, Has a Succession Problem"，Project Syndicate，2026年4月），觉得有必要就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再多讲几句。

　　作者斯蒂芬·霍姆斯是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他在文中指出，华盛顿对斩杀伊朗高层领导人一事报以掌声，这种反应“无意中暴露了一个宪政假设”：认为领导人就是政权，权威依附于个人，杀了人就等于摧毁了体制。

　　文章最后还带有一丝讽刺：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自身的政治体制正在走向个人集权化，反而是美国更像一个“斩首有效”的国家。

　　霍姆斯的分析是敏锐的，但他的视角仍局限于政治学框架，停在了制度层面。

　　霍姆斯的逻辑对某些个人集权国家或许成立，但用在伊朗身上，则有可能造成误判。

　　伊朗自建国之初便将制度延续性嵌入了政治架构，领导人的死亡并不会导致政权瓦解。

　　有一个更深的维度他没有触及，这也正是华盛顿对伊战略长期忽视的盲区，即伊朗政治体制之所以坚韧，不仅因为它制度化程度高，更因为它的根基是宗教，是什叶派伊斯兰文明本身。

　　政治制度之下，是宗教的地基。

　　1979年伊斯兰革命建立的伊朗共和国，其宪法核心是一个独特的神学政治概念：*velayat-e faqih*，即“法基赫监护制”。这一制度规定，国家的最高权威凌驾于民选政府之上，它不来自世俗选票，而来自对伊斯兰法的精通与对真主的顺服。最高领袖不仅是政治首脑，更是宗教领袖。这意味着，政权的合法性从根本上说是神学的。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西方的战略思维习惯于将“国家”与“宗教”、“政权”与“社会”视为可以切割的两个领域，以为打掉政权高层，社会自然会重组。但在什叶派伊朗，这种分离根本不存在。

　　清真寺、宗教学校（Hawza）、巴斯基民兵网络——这些机构深入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将国家权力与庞大的传统民众基本盘编织成一个有机整体。

　　政治体制与宗教的社会认同之间，不是单纯自上而下的维稳与控制，而是相互渗透、彼此支撑的共生关系。

　　伊朗近年来虽然出现的了世俗化的倾向，尤其是年轻一代，但总体上，这样的变化仍然未能成为主流。

　　还有一点值得再提一下，就是什叶派特有的“苦难神学”。

　　什叶派的起源，本身就是一场政治失败与宗教殉道的故事。公元680年，先知穆罕默德之孙侯赛因在卡尔巴拉以寡敌众，壮烈牺牲。

　　这一事件成为什叶派神学的核心叙事：领袖被杀不是终结，而是殉道；殉道不是失败，而是信仰的最高证明。

　　伊朗特有的什叶派神学传统绵延千年，塑造了什叶派信众面对压迫时特有的精神气质——越是被打压，越是能激发内部的凝聚力。

　　2020年，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在美国无人机空袭中身亡。伊朗官方随即将其塑造为新时代的殉道者，数百万民众自发走上街头哀悼。这场空前的葬礼与其说是政治动员，不如说是宗教仪式的自然发生。“斩首行动”没有引发政权崩溃，反而成了强化政权与信众之间宗教纽带的催化剂。

　　至此，我们可以对霍姆斯的分析作一个补充：霍姆斯的结论是，斩首无效，因为伊朗是高度制度化的政权——这是一个政治学的结论。但更底层的答案是：斩首无效，因为政权与其社会基本盘已通过宗教融为一体。攻击领袖就是攻击信仰，只会激发而非瓦解信众的认同。这是一个文明论的结论。

　　西方决策者长期将“政教分离”视为现代政治的普遍原则，并以此为默认前提去理解其他国家。这一前提在伊朗语境下失效。